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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传书”伤及的不只是法官

发布日期:2016-05-19 浏览次数:810 [上一篇][下一篇]

5月12日,安徽省某法院在视频直播一起受贿案审理时,坐在旁听席上的法院副院长突然将一本书传递给法官,随后法官中断证人出庭作证环节,当庭宣布该案延期审理,引起辩护律师及被告人亲属的抗议。此事经相关媒体报道,引发网络热议,普遍指责该副院长“干预司法”。《人民日报》5月16日发表的《“庭审传书”影响司法观感》一文指出,“法庭是个严肃的地方,坐在旁听席上的人,不论是谁,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庭纪律,不能干扰庭审。这位副院长从旁听席上传递材料‘提醒’合议庭的做法,恰恰违背了事后解释中所称的法定程序,有违“让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原则,可能影响到人们对公正审理该案的判断。”该文章还指出,“法院庭审就像一个支点,撬动着司法的每一个环节。庭审规范,才能带动每一个司法者更加谨言慎行,以合乎法律规定的言行,向社会传递公平正义的信心。”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相对客观的。因为:第一,审判长是法庭的最高“指挥官”,其负责裁判,同时对裁判负责;坐在旁听席上的副院长也只是普通的旁听者,提醒审判长参阅相关法条即便是出于业务指导等善意目的,也是违反法庭纪律的行为。且司法实践中的这类角色错位一直为社会所诟病,暴露在法庭上而引发当事人和大众指责是必然的。第二,法官审判业务上出了问题,对诉讼程序了解不透,对庭审中突出事件处置不当,“出尔反尔”有失司法公信,引发当事人不满也是必然的。以上两点,是法院、法官至少要从中吸取的教训。与此同时,笔者还认为,本案的律师和检察官也应反思自己的言行。

律师基于保护基本人权目的而产生,并以此作为终生追求的使命,是“私权力”的代言人;但他所追求的不是几个人的权利保障,而是整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故又是公共利益的维系者。在我国,诉讼寄托着深刻的人文关注和法治理想,不允许法庭成为纯粹依靠诉讼技巧而取胜的竞技场。刑事诉讼法规定控辩双方有义务在开庭审判前或审判过程中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方式相互披露各自掌握、控制的诉讼证据以及有关资料,目的就在于明确争议焦点,提高诉讼效率,防止“诉讼突袭”。此案辩护律师申请法庭通知新的证人出庭,是尽职尽责的表现,本无可厚非。但法庭的审理是有程序的,各方需遵守“诉讼诚信”。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二十二条明确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及其辩护人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法庭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同意,并宣布延期审理。此“申请通知”是指经当事人申请后由法院通知,而不是当事人自行通知;法院延期审理的目的就是要给与相对方平等的准备时间来核实相关证据、收集相反证据。从披露的情况来看,该辩护律师在庭前会议上并未申请新的证人出庭。其将证人直接带到法庭申请出庭作证,或是对诉讼程序的无知,抑或出于“诉讼突袭”的动机。其在无理要求未得到满足后的大声反复抗议,大失司法礼仪。这些行为都有悖于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不值得赞颂。

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同时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也是说,检察官在法庭上既是控方,通过与辩方展开充分而理性的对话与论辩,让真相和正义不断涌现,以便法官居中公正裁判;其同时又是“法律监督者”,“认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定程序,在庭审后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人民法院认为正确的,应当采纳”。在该案审理中,面对辩护律师提出的有悖于刑事诉讼法的要求,作为控方,检察官应当针锋相对,及时向法庭提出反对意见,建议延期审理。但遗憾的是该检察官失声了,或是对诉讼程序的无知,抑或有意等待法官的裁决。可惜,在法官失察后,检察官仍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等来的是旁听席上法院领导的传书“提醒“,于是就有了以后的风波。

日本将法官、检察官、律师称之为司法三曹,给予同等的职业尊崇。我国现有的司法制度已将法官、检察官、律师规定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三者身份不同,职责有异,但追求的目标都在于守护法律尊严,捍卫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一员,不论是法官还是检察官、律师,既要提升自身职业技能和操守,又要彼此尊重,正确履行职责。只有拥有一只高素质的司法三曹,才能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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